她提出了关键论点：“而这个案例的价值，也正在于此。它通过呈现我个人不得不采用的‘非常规’方法，清晰地暴露了我们现有体系中存在的堵点和盲区。比如，与境外非政府组织、华人社团建立快速响应渠道的缺失、跨国法律信息查询和律师资源库的不完善等等。我们下一步要做的，不是否定这种个人努力，而是研究如何将其中有效的做法，转化为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标准操作程序和支持工具，让下一个‘应寒栀’在处理类似案件时，不再需要如此‘个人英雄主义’，而是能够依托更强大的系统支持，更高效地解决问题。”
应寒栀的回应，成功地将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质疑，扭转为了“暴露体系不足、推动制度完善”的先行探索。
然而，这个解释虽然巧妙，但能否说服在场持怀疑态度的人，尤其是那位提问的老同志，仍是未知数。会场内弥漫着一种等待更高层级定调的微妙气氛。下面坐着的伙伴周肇远、姚遥等人也不禁为应寒栀捏了一把冷汗，她是真的敢讲！在这样的场合，能有这样的勇气！
这时，一位坐在中前排、面容严肃的中年干部举起了手，得到主持人示意后，他拿起话筒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审慎：
“应寒栀同志，我有一个原则性的疑问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锐利地看向发言席，“据我所知，部里召开案例研讨会，通常选取的是已经圆满办结、形成完整闭环的典型案例进行复盘和经验总结。史奶奶这个案子，补办的证明尚在走着流程，这也就意味着最终结果仍存在变数，现在就拿到如此规格的研讨会上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宣讲，是否有些……为时过早？如果后续结果出现意外，甚至补办失败，我们今天的讨论，岂不成了纸上谈兵，甚至可能留下一个不成熟的记录？”
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，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。会场内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。
选择一个未结案的项目来研讨，本身就带着一定的风险。这不仅仅是对应寒栀的质疑，更深层面，压力已经给到了这次案例报送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人郁士文头上。
应寒栀正准备进一步回答时阐述，一个沉稳而极具分量的声音从前排响起，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。
是郁士文。
他甚至没有举手，只是微微向前倾身，靠近了自己面前的话筒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：
“我谈几点看法。”他开口，会场顿时鸦雀无声。
“案例研讨的目的，是启迪思路、发现问题、推动工作。如果只研究‘盖棺定论’的案例，那我们永远是在追赶问题，而不是预见和解决问题。领保工作，尤其是第一线，面对的就是大量正在进行时、甚至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。”
他目光平静地扫过刚才提问的两位同志，最后落在应寒栀身上，停留了一瞬，仿佛是一种无形的肯定，然后继续说道：
“史奶奶这个案子，复杂性、典型性、普遍性都很突出。恰恰因为它未结案，才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海外公民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深水区难题。刚才应寒栀同志汇报中提到的，与境外律师协作的标准流程探索、与地方政府沟通的标准化文书尝试、以及对高龄当事人的心理支持介入模式，这些过程性的创新和规范，无论本案最终结果如何，其方法论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推广和借鉴价值。”
他顿了顿，语调平稳：“外交工作，不能只追求完美的结果，更要注重在复杂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过程和能力。我们要鼓励的，正是这种敢于直面难题、在过程中不断总结、不断优化的作风。我认为，领保中心选择这个案例，体现了他们的担当和前瞻性。至于实证支撑，任何成熟的机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都是在像史奶奶案这样的具体实践中，不断摸索、验证、完善起来的。”
郁士文的这番话，站位极高，从外交工作的本质和人才培养的角度，彻底肯定了汇报未结案案例的意义。他不仅为应寒栀解了围，更是为整个领保中心的工作方式定了调，赋予了其“探索”和“创新”的正当性。他没有直接反驳质疑，而是从根本上提升了讨论的格局，让那些针对“未结案”的质疑，显得格局稍小。
“对于大家对资源把控的担忧，外交资源固然有边界，但‘外交为民’的宗旨没有边界。当我们的公民在海外陷入绝境时，衡量我们工作的，不应仅仅是冰冷的流程和效率指标，更应该是我们是否穷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帮助他们。”
随后，他一锤定音：“这个案件的价值，不在于它是否‘复杂’，而在于它真实反映了我们服务链条上的短板，不在于鼓励‘个人英雄主义’，而在于启示我们如何将个人的有效探索转化为系统的能力。领保中心选择汇报此案，应寒栀同志在其中的付出和思考，正是这种担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体现。我认为，这不仅不应该被质疑，反而值得充分肯定。我们要思考的，不是该不该做，而是如何通过机制创新，让下一个类似案件的处置，不再如此艰难，让我们的一线同志，能够更有力、更高效地践行‘外交为民’的承诺。”
会
BL耽美